2016中国经济:依托地产去库存回到正确轨道
新年伊始，国际经济出现了好转之势，金融形势也有了逐渐改善的迹象，与之相伴随的是金融分化酝酿巨大变数，金融和金融政策发生了根本变化，资金在流动方向上有了重大变化。国际经济金融市场结束动荡转入平稳，也使我国经济赢得了有利的外部环境。独立于美国金融市场走势的中国资本市场有可能产生特别的机会。或许2016年我国投资人面对的最大风险是人民币贬值。如何既让人民币汇率随市而动，又能维持汇率相对稳定，不使经济下行的压力增大，期待着央行拿出大智慧。
一元复始万象更新之时，国际经济出现了好转之势，金融形势也有了逐渐改善的迹象。
经济变化最显著的当然是美国，金融走势转向分化。一方面，经济复苏具备了现实基础。2015年11月公布的失业率数据已低至5%，自危机最严重的时候以来，已经下降了62个月，仅为2009年10月10%的失业率的一半，说明美国在充分就业上已经远离了危机时的影响，民众谈虎色变的失业威胁逐渐远去，向历史上就业最好的时期进发。
另一方面，与经济好转相伴随的是，金融分化酝酿巨大变数，金融和金融政策发生了根本变化，这将深层次影响全球金融市场。在临近去年底的12月16日，美联储喊了一年多的加息终于成真，这天，联邦基金目标利率被设定在了0.25%-0.50%的区间，自2008年次贷危机以来首次加息，基本终结了过去长周期利率为0的历史，也终结了“钱多便宜”的“廉价货币政策”，这意味着从今往后美元不再是很容易就“借到的钱”了，那些曾经大量低成本使用资金的美元债务，都得进入财务成本上涨的升息过程，那些资金需求特别巨大的行业，都将面临资金流入减缓或成本剧增的局面。
基于这种牢固的经济好转，即使货币的廉价性消失，促使“钱”变得“值钱”，也使货币的风险性降低，更使钱有了新的流向选择。由于资金变得“值钱”，在流动方向上发生重大变化，资金将全新配置。钱由廉价到昂贵，有一个过渡的过程，既需要货币政策配合，也需要经济状况配合。在笔者看来，这必将产生两个必然结果，也就是“货币美元”的两大流向，也可以说是投资的两大分歧或方向。
一是，“昂贵的钱”时期来临，货币本身的价值要提升，这主要表现在美元汇率上。2015年3月13日，美元汇率指数冲到100.40后，开始了长达9个月的调整，在经历了95-100之间的高位波动后，又在12月3日再次冲击100，创出了100.55的新高，这已为新年的汇率走势划定了方向。
二是，投资选项的判断要变化，需要覆盖“昂贵”的成本。加息后“昂贵的钱”不但是终结量化宽松的产物，更是美元供给不足的产物，还是债务到期归还所需的产物，更是经济增长美元需求旺盛的产物。“昂贵的钱”，只有获取高收益才能覆盖成本，这就决定了不可能和廉价的钱选择相同。变得更值钱的资金难以承受高风险，这就决定了低风险或无风险套利活动会受到欢迎，风险偏好的急速转变，将制约高风险的资本市场的投机机会，美股或将因为“钱生钱”的投机活动减弱而面临顶部到来的巨大风险。
就欧洲市场而言，大体上会是美国市场的翻版。
外部经济金融的新变化，对我国经济将产生深远的影响。因地制宜因时而变谋划对策，亦将是我国趋利避害的首选。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在凝聚经济共识、增强经济发展信心、防范金融风险爆发的基础上，为今年经济稳定增长指明方向。在国际经济形势错综复杂变动时，这次会议确立的正确的经济方针，有助于稳定经济发展的金融基础，也有助于提升管控风险的驾驭能力，有助于激发经济增长的潜在能力，更有助于保持清醒果断的决策执行，以便能够始终牢牢把握经济工作的主动权。
国际经济金融市场结束动荡转入平稳，也使我国经济赢得了有利的外部环境。世界经济环境的新变化，也给中国经济转型提供了机遇期。
首先，中国在世界问题中的影响力扩大，将给人民币发挥作用创造过去所没有的机遇。全球大多数新兴市场都在风雨飘摇中挣扎，以股票为代表的金融市场动荡不已，但经过国家不懈的努力，实现了人民币加入SDR的战略构想，人民币迈出了国际化进程最为关键的一步，而在这个岁末年关之时，由中国力量主导的亚投行也开始了实质性的运作。
其次，以美元为主导的世界货币体系有了新的稳定基础，美元和人民币汇率体系重新估值对我们利大于弊。央行去年12月7日公布的数据显示，截至11月，我国外汇储备余额为34382亿，美元升值无形之中增加了外储的含金量。同时，人民币相对美元出现了贬值趋势，12月18日美元兑人民币一度升值到6.4880，这在一定程度上缓解了出口企业的经营压力，有利于发挥进出口企业对经济增长的贡献度，形成了对出口战略发挥作用的保护，维持了作为新兴经济体的产品自身的竞争优势。
第三，世界资源价格眼下正处于历史低位，尤其全球以原油为代表的大宗商品价格进入了低价区域，跌了还跌的石油、金属等战略物资价格不断破位，为我们的全球配置资源，战略物资储备提供了非常有利的条件，可以降低资源的有效依赖，也为财政准备经济增长的实力创造了条件。
第四，独立于美国金融市场走势的中国资本市场有可能产生特别的机会。一方面，笔者觉着美国股市经过长达7年的牛市，随着美联储的加息过程，正在17500-18200点构筑大顶，但我国资本市场却会摆脱美股的影响，经过7-8年的艰苦磨砺，不仅从2014年7月指数脱离2000点开始，逐渐显示出独特的投资价值和市场吸引力，特别在经历了去年夏天的行情巨震后，经过凤凰涅槃的洗礼，或将在制度改革的推动下开启全新的发展阶段。
总体而言，中国经济金融虽然面临基本面有恶化因子的威胁，但同时中国经济更存在自我修复和自我疗伤的功效，能智慧地化解国际经济协作机制的矛盾，也能从国际经济运行走向不确定性中找到正确的方向，能从中国经济“新常态”的追求中找到出路，在关键时刻下定决心去化过剩产能，大力化解房地产过剩库存，使中国经济调整到正确的轨道，有可能长远地影响中国经济的走向，以便能更有余力防范可能出现的金融风险。
或许2016年我国投资人面对的最大风险是人民币贬值。伴随着美联储加息的，是人民币遭遇改革阵痛期。年末岁初，人民币在岸和离岸市场的汇率都在下跌，在岸与离岸市场的汇差，让一些金融机构有了投机套利机会。如何既让人民币汇率随市而动，又能维持汇率相对稳定，不使经济下行的压力增大，期待着中国央行拿出大智慧。
一元复始万象更新之时，国际经济出现了好转之势，金融形势也有了逐渐改善的迹象。
经济变化最显著的当然是美国，金融走势转向分化。一方面，经济复苏具备了现实基础。2015年11月公布的失业率数据已低至5%，自危机最严重的时候以来，已经下降了62个月，仅为2009年10月10%的失业率的一半，说明美国在充分就业上已经远离了危机时的影响，民众谈虎色变的失业威胁逐渐远去，向历史上就业最好的时期进发。
另一方面，与经济好转相伴随的是，金融分化酝酿巨大变数，金融和金融政策发生了根本变化，这将深层次影响全球金融市场。在临近去年底的12月16日，美联储喊了一年多的加息终于成真，这天，联邦基金目标利率被设定在了0.25%-0.50%的区间，自2008年次贷危机以来首次加息，基本终结了过去长周期利率为0的历史，也终结了“钱多便宜”的“廉价货币政策”，这意味着从今往后美元不再是很容易就“借到的钱”了，那些曾经大量低成本使用资金的美元债务，都得进入财务成本上涨的升息过程，那些资金需求特别巨大的行业，都将面临资金流入减缓或成本剧增的局面。
基于这种牢固的经济好转，即使货币的廉价性消失，促使“钱”变得“值钱”，也使货币的风险性降低，更使钱有了新的流向选择。由于资金变得“值钱”，在流动方向上发生重大变化，资金将全新配置。钱由廉价到昂贵，有一个过渡的过程，既需要货币政策配合，也需要经济状况配合。在笔者看来，这必将产生两个必然结果，也就是“货币美元”的两大流向，也可以说是投资的两大分歧或方向。
一是，“昂贵的钱”时期来临，货币本身的价值要提升，这主要表现在美元汇率上。2015年3月13日，美元汇率指数冲到100.40后，开始了长达9个月的调整，在经历了95-100之间的高位波动后，又在12月3日再次冲击100，创出了100.55的新高，这已为新年的汇率走势划定了方向。
二是，投资选项的判断要变化，需要覆盖“昂贵”的成本。加息后“昂贵的钱”不但是终结量化宽松的产物，更是美元供给不足的产物，还是债务到期归还所需的产物，更是经济增长美元需求旺盛的产物。“昂贵的钱”，只有获取高收益才能覆盖成本，这就决定了不可能和廉价的钱选择相同。变得更值钱的资金难以承受高风险，这就决定了低风险或无风险套利活动会受到欢迎，风险偏好的急速转变，将制约高风险的资本市场的投机机会，美股或将因为“钱生钱”的投机活动减弱而面临顶部到来的巨大风险。
就欧洲市场而言，大体上会是美国市场的翻版。
外部经济金融的新变化，对我国经济将产生深远的影响。因地制宜因时而变谋划对策，亦将是我国趋利避害的首选。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在凝聚经济共识、增强经济发展信心、防范金融风险爆发的基础上，为今年经济稳定增长指明方向。在国际经济形势错综复杂变动时，这次会议确立的正确的经济方针，有助于稳定经济发展的金融基础，也有助于提升管控风险的驾驭能力，有助于激发经济增长的潜在能力，更有助于保持清醒果断的决策执行，以便能够始终牢牢把握经济工作的主动权。
国际经济金融市场结束动荡转入平稳，也使我国经济赢得了有利的外部环境。世界经济环境的新变化，也给中国经济转型提供了机遇期。
首先，中国在世界问题中的影响力扩大，将给人民币发挥作用创造过去所没有的机遇。全球大多数新兴市场都在风雨飘摇中挣扎，以股票为代表的金融市场动荡不已，但经过国家不懈的努力，实现了人民币加入SDR的战略构想，人民币迈出了国际化进程最为关键的一步，而在这个岁末年关之时，由中国力量主导的亚投行也开始了实质性的运作。
其次，以美元为主导的世界货币体系有了新的稳定基础，美元和人民币汇率体系重新估值对我们利大于弊。央行去年12月7日公布的数据显示，截至11月，我国外汇储备余额为34382亿，美元升值无形之中增加了外储的含金量。同时，人民币相对美元出现了贬值趋势，12月18日美元兑人民币一度升值到6.4880，这在一定程度上缓解了出口企业的经营压力，有利于发挥进出口企业对经济增长的贡献度，形成了对出口战略发挥作用的保护，维持了作为新兴经济体的产品自身的竞争优势。
第三，世界资源价格眼下正处于历史低位，尤其全球以原油为代表的大宗商品价格进入了低价区域，跌了还跌的石油、金属等战略物资价格不断破位，为我们的全球配置资源，战略物资储备提供了非常有利的条件，可以降低资源的有效依赖，也为财政准备经济增长的实力创造了条件。
第四，独立于美国金融市场走势的中国资本市场有可能产生特别的机会。一方面，笔者觉着美国股市经过长达7年的牛市，随着美联储的加息过程，正在17500-18200点构筑大顶，但我国资本市场却会摆脱美股的影响，经过7-8年的艰苦磨砺，不仅从2014年7月指数脱离2000点开始，逐渐显示出独特的投资价值和市场吸引力，特别在经历了去年夏天的行情巨震后，经过凤凰涅槃的洗礼，或将在制度改革的推动下开启全新的发展阶段。
总体而言，中国经济金融虽然面临基本面有恶化因子的威胁，但同时中国经济更存在自我修复和自我疗伤的功效，能智慧地化解国际经济协作机制的矛盾，也能从国际经济运行走向不确定性中找到正确的方向，能从中国经济“新常态”的追求中找到出路，在关键时刻下定决心去化过剩产能，大力化解房地产过剩库存，使中国经济调整到正确的轨道，有可能长远地影响中国经济的走向，以便能更有余力防范可能出现的金融风险。
或许2016年我国投资人面对的最大风险是人民币贬值。伴随着美联储加息的，是人民币遭遇改革阵痛期。年末岁初，人民币在岸和离岸市场的汇率都在下跌，在岸与离岸市场的汇差，让一些金融机构有了投机套利机会。如何既让人民币汇率随市而动，又能维持汇率相对稳定，不使经济下行的压力增大，期待着中国央行拿出大智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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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沈旦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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