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球市场终于不可避免地进入“新常态”，一个主要央行发现自己不再能掌控全局的新时代。

　　曾经接力发达国家撑起世界经济增长的新兴市场失去了动力，就连美联储都表示，“主要聚焦中国和其他新兴市场”相关的风险。

　　金融危机后的头几年，发达国家央行通过QE释放的巨额流动性涌入新兴市场，并通过银行为中介的传统信用创造，促进这些国家的投资和经济增长。

　　然而长达数年的极度宽松政策，逐渐呈现边际效用递减的现象，新兴市场的信用创造能力也随之下降，资金转而追逐股票、房地产资产，就像QE催生了发达国家（风险）资产价格膨胀那样。

　　据花旗报告，随着原油为首的大宗商品价格重挫导致石油美元消逝以及美联储即将步入加息周期，包括新兴市场国家在内，全球央行的流动性其实已经在下降了，因为仍在实施的QE带来的资金已经无法抵消新兴市场国家央行流失的外汇储备。

　　这些资金流的变化让对冲基金大佬DavidTepper等投资者感到恐慌，并因此十分看空股市。

　　未来，“哪怕信贷增速只是放缓，都会对全球经济增长产生负面影响”，花旗写道。“信贷的增长既需要借款人，也需要贷款人，我们可能同时在接近这两者的极限。”

　　新兴市场信贷膨胀

　　金融博客zerohedge在两年前的一篇文章中，提到了一些当时还很少有人关注或者讨论的话题：说到“信用”创造，中国银行业自金融危机以来新创造的15万亿美元贷款——表面上对西方衰退带来的冲击起到缓冲作用——令主要发达国家央行的信用创造都相形见绌。 　　当时它是这样描述的：

　　为了抵消商业银行缺少信贷创造的影响，“四大央行”——美联储、欧洲央行、日本央行和美国央行——别无选择，只得把流动性的水龙头开到最大。结果是“四大央行”的资产负债表规模扩大了不到10万亿美元，大部分资产都是在雷曼倒闭以后增加的。

　　这如何能与中国所做相提并论？如图所示，中国银行业资产在过去短短5年里令人震惊地增长了15万亿美元，使得总资产规模达到了24万亿美元。换言之，中国银行业资产负债表扩大的体量比主要发达国家央行加起来还多50%。

　　而这也是为何，无论新兴市场国家还是发达国家，到处都充斥着流动性的原因。

　　此后，全球信用创造的戏剧性分化又持续了一年左右，然后中国新增贷款达到了极限，因为中国政府开始限制影子银行的贷款创造空间，然而由于当时的信贷膨胀导致央行大幅调升存款准备金率，中国当前信用创造形势的逆转，不仅导致了人民币贬值，还招来了所谓的“量化紧缩”。

　　就在中国信贷触顶过程无可避免的同时，一个更加险恶的发展趋势已经显现：尽管除了美联储外的发达国家央行，继续全力向全球和金融系统注入流动性，然而它们对风险资产却几乎不再产生影响... 　　...标普500指数不仅较QE3结束以来是下跌的，按年衡量也下跌了5%，创出2008年以来最大的跌幅。

　　这正是DavidTepper两周前试图对CNBC描绘的资金流变化问题，当时这位对冲基金大佬宣告“Tepper顶”成立，并变得十分看空股市。

　　这也是花旗分析师MattKing必读报告之《世界信贷已经达到极限了吗》的主题，该报告试图回答这样一个重要问题：“为何新兴市场的疲软会产生这么大的影响。”你可能会问，为什么发达国家央行注入的流动性“突然失效了”。

　　King的解释始于当前全球的经济实际增长率和信用创造，这两个凯恩斯主义者唯一看重的衡量标准。 　　他的结论是，信贷大繁荣，唯经济增长不足。

　　循着他的逻辑，下一个问题便是，那些信贷都去了哪里？他在报告中指出：自金融危机以来，发达国家央行并不是信用的创造者，他们只是试图抵消私营部门去杠杆和违约的影响罢了。所有的信贷增长均来自新兴市场国家，尤其是中国。

　　那么，即便知道新兴市场是信用创造的源头又怎样？为什么要区分新兴市场和发达国家的信用创造，它们会因为创造地不同而有别吗？当然是不同的，King进一步解释。 　　首先，后金融危机时代发达国家的信用创造显示出了一些问题：因为信用创造大部分发生在金融市场里，被锁定在央行的身边，并未进入更广泛的货币系统，这与传统上银行发放贷款同时新增一笔贷款和存款的信用创造是不同的，例如现在发达国家央行释放流动性的直接影响是导致资产价格通胀。但是，这样的抵消作用远不如广泛的货币创造——首先是因为信贷需求大幅相爱将——未能促进投资增长，对经济的乘数效应也更低。